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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證據說話—為李潮洋辯護之《辯護詞》---王良其

    發布日期:2017/7/5 10:24:48

    致:淮南市謝家集區人民法院

    審判長、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安徽王良其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李潮洋的委托,指派我們(以下簡稱“本辯護人”)作為其辯護人參與本案的訴訟活動。本辯護人通過對本案全部卷宗材料特別是《起訴書》的仔細研究、會見李潮洋,并結合今天庭審中的舉證質證情況,本辯護人現依法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本案中,根據公證機關出具的公證書,以及證人孫彬、何小草、曹斯琪三名證人的當庭作證等相關證據,均證明李潮洋為《三國》、《亂世佳人》《、烽火佳人》、《文家的秘密》、《老男孩》、《我們的生活比蜜甜》六部電視劇進行了長期的、大量的電視劇本修改勞務。然而,李潮洋從相關電視劇制作劇組或單位領取共計115萬元的劇本修改費,卻被公訴機關冠之為“以劇本修改費的名義”收錢而變成了受賄。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認定李潮洋“以劇本修改費的名義”收錢,完全是在入人罪,制造錯案!

     

    一、李潮洋是本案所涉電視劇的創作者之一,修改電視劇劇本是其個人勞務活動而不是行政職責;李潮洋收取的5家電視劇劇組支付的款項是其應得的劇本修改勞務報酬而不是賄賂;《起訴書》認定“以劇本修改費的名義收受賄賂”屬認定事實錯誤

    根據我方提供的證據六 ——《老男孩》《我們的生活比蜜甜》《烽火佳人》《文家的秘密》《別急著結婚》《三國》等編寫劇本的修改材料與會議紀要(成立時間:2008年至2015年期間),證明被告人在涉案劇本的編劇與電視劇的制作過程中付出了其行政職務之外的個人勞務。

    根據我方提供的證據三——北京市求是公證處出具的《公證書》(2017)京求是內民證字第84號 ;《公證書》(2017)京求是內民證字第83號 ;《公證書》(2017)京求是內民證字第602號;《公證書》(2017)京求是內民證字第603號 (證據成立時間:2017年1月5日;2017年1月5日;2017年2月15日;2017年2月15日)。

    其中,(2017)第83號《公證書》何小草發送的郵件中,有《文家的秘密》(2011年9年26日和10月28日)、《老男孩》、《我們的生活比蜜甜》、《烽火佳人》等劇本的修改稿,證明何小草將該文稿發送給了涉案劇組。

    (2017)第84號《公證書》盧文浩發送的郵件中,有發送給涉案劇組的電視劇《文家的秘密》《老男孩》《烽火佳人》《我們的生活比蜜甜》的劇本修改稿。

    (2017)第602號《公證書》孫彬發送的郵件中,有發送給涉案劇組的電視劇《烽火佳人》《亂世佳人》的劇本修改稿。

    (2017)第603號《公證書》曹斯琪發送的郵件中,有發送給涉案劇組的電視劇《老男孩》《我們的生活比蜜甜》的劇本修改稿。

    以上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人為《老男孩》、《我們的生活比蜜甜》、《烽火佳人》、《文家的秘密》等電視劇確確實實進行了劇本修改與創作的個人勞務。

    根據我方提供的證據七 ——《勞務聘任合同》(成立時間:2012年8月15日),證明被告人收取的15萬元報酬是其對《老男孩》劇本進行修改的勞務報酬,而與其行政職責無關。況且涉案單位東陽宏岳金驍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與華星傳媒并未形成合同法律關系,雙方既未合作、也未投資、更未購片。                         

    根據我方提供的證據十——《關于編劇收入的相關報道》(成立時間:2011年至2015年期間),根據國內優秀電視劇編劇年收入已過千萬元,以及優秀電視劇劇本每集價格20-30萬元的市場行情,證明被告人為六部電視劇劇修改所取得的報酬完全符合正常的編劇報酬收入社會市場行情。

    根據我方提供的被告人《工作情況說明》(成立時間:2015年9月),說明了被告人參加涉案六部電視劇劇本創作與修改的詳細情況,并能夠與其他證明相印證。

    綜上,根據本案公證書、我方提供的三名證人出庭作證、相關電視劇制作合同、劇本修改意見、其他書證等證據證明,李潮洋在相關六部電視劇拍攝過程中,對全部涉案六部電視劇劇本均提出了完整和系統的專業性書面修改意見,付出了大量的、職責之外的個人勞務,而且《三國》、《亂世佳人》、《烽火佳人》等電視劇,李潮洋付出的個人勞動最多,甚至連《亂世佳人》《烽火佳人》的劇名都是李潮洋確定的,同時李潮洋也是《三國》電視劇作者之一,最終該三部劇獲得了金鷹獎、白玉蘭獎等眾多電視劇國內大獎。因此,有關電視劇劇組支付給李潮洋的款項是劇本修改勞務報酬,并非《起訴書》所認定的“以劇本修改費”的名義送給李潮洋款項。況且,李潮洋因錯誤理解自身行為性質將其收取的款項退給他們時,他們均對李表示“這是你應該得的”。

    很顯然,李潮洋在本案中獲得的是其個人付出創作勞動的報酬,而不是給人提供機會而獲取傭金。《起訴書》認定李潮洋構成受賄屬認定事實錯誤。

        值得注意的是,起訴書指控李潮洋構成受賄罪證據既不確實又不合法,同時也不能排除合理懷疑。表現為認定事實與事實之間邏輯混亂,自相矛盾——既認定了相關六部電視劇制作單位“以劇本修改費的名義”送給李潮洋款項這一基本事實,但又沒有證據能夠否定李潮洋收的不是劇本修改費。本案中,李潮洋進行了長時間的、大量的、高強度的劇本修改勞務付出是本案最重要的基本事實,而公訴方這種不顧案件基本事實、把劇本修改費冠以“以劇本修改費的名義”完全是為了“入人罪”而不是其他。

     

    二、李潮洋作為全國“十佳制片人”,在涉案電視劇創作拍攝過程中是名富其實的制片人;李潮洋有專長、有能力提供劇本修改勞務,按照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中國廣播電視學會的規定有權取得劇本修改報酬

    根據我方提供的證據一 ——京求是內民證字第7623號《公證書》、證據二——中國廣播電視學會電視制片委員會文件(成立時間:2003年8月20日,證據來源為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出具的證據,證明被告人獲得編劇報酬完全符合行業管理規定。

    根據我方提供的證據八 ——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邀請被告人參加反腐電視劇《大路向東》的新聞報道(成立時間:2016年10月31日),證明被告人的業務能力至今仍受到業內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內的認可。

    根據我方提供的證據九——電視節評委聘書、十佳電視制片、“五個一工程”、中國電視金鷹獎等榮譽證書(成立時間2009年至2016年期間;證據來源:上海電視節組織委員會、中國廣播電視協會、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電視金鷹獎組織委員會、安徽省廣播電影電視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全國普及法律常識辦公室、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證明被告人的業務專長和能力在業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并得到廣泛認可。

    根據我方提供的證據五 ——相關涉案電視劇網絡視頻截圖(可以隨時上網查閱)(成立時間:2015年9月),證明被告人確實是相關涉案電視劇的制片人。

    本辯護人認為,李潮洋是全國“十佳制片人”,其參與創作拍攝的眾多電視劇屢次在全國獲得大獎。因此,李潮洋在本案所涉六部電視劇創作拍攝過程中不僅僅是掛名的制片人,而是名副其實的電視劇制片人并進行了劇本修改創作等大量勞動。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8月20日,中國廣播電視學會電視制片委員會下發“中廣制字[2003]9號”《關于出品人、監制、策劃領取劇組相應勞務報酬的規定》第二條規定:“電視劇完成后,擔任出品人、監制和策劃的人員,根據實際付出的工作量和本人發揮的作用,按相應的勞務費標準,領取勞務報酬”。很顯然,按廣電行業規定,李潮洋在本案所涉電視劇拍攝過程中作為主創人員,有權取得報酬。

     

    三、李潮洋在本案中沒有為相關電視劇制作單位謀取任何利益,也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即華星傳媒公司在涉案六部電視劇投資拍攝過程中,所獲收益均為投資金額15%的固定回報,而是否購買電視劇是安徽廣播電視臺的自主行為,與李潮洋無涉;李潮洋在本案中沒有為涉案劇組或合作方謀取任何利益的空間和機會

    根據本案卷宗材料及我方提供的證據十一 ——投資電視劇《烽火佳人》《文家的秘密》《我們的生活比蜜甜》的報告;在全省文藝精品創作生產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媒介》媒體雜志采訪問答(成立時間:2011年10月至2013年10月期間),證明安徽廣播電視臺或華星傳媒公司投資涉案六部電視劇的投資收益均為固定收益,被告人在其中沒有為他人牟取利益的任何空間,即李潮洋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

    本辯護人認為,本案中安徽廣播電視臺在與他人合作拍攝電視劇的過程中僅僅承擔出資義務,而且收取的是按出資額15%計算的固定回報(名為投資,實為借貸),即無論電劇拍攝的質量如何,均不影響安徽電視臺的收益和利益——事實上,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涉案劇組或單位沒有未履行還本付息的情況出現。至于電視劇制作完成后,根據合同約定,安徽廣播電視臺享有“優先購買權”,是權利而不是義務。因此,本案中,李潮洋沒有為他人謀取任何利益的空間和機會,本案不存在李潮洋“為他人謀取任利益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218號】姜某某被控受賄罪一案裁判要旨),即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可能。

    此外,李潮洋在五星東方公司并沒有任何行政職務,2011年2月9日才被任命為華星傳媒公司總經理,但總經理是公司行政管理職務,沒有也不可能具有修改劇本的職責。

       公訴人可能會認為:李潮洋如果沒有職務或權力,誰會找你李潮洋修改劇本?你的劇本修改報酬會這么高?本辯護人認為,如果公訴人是這種思維邏輯,這種邏輯實際上隱含了對公職人員勞務活動的全面否定、對公職人員缺乏基本的社會尊重!這種邏輯不利于激發公職人員潛在巨大的智力資源和能量,也不利于釋放社會活力,更不利于公職人員的角色認同,反而增加了社會制度的運行摩擦,甚至阻礙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本辯護人提請法庭注意這樣一個事實——李潮洋在被立案偵查后,合作拍攝電視劇的邀請函如雪片般飛來,其中亦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電視劇制作中心的邀請函,這已經很好地詮釋了李潮洋的劇本修改能力和才華!

     

    四、《起訴書》指控的受賄事實不清、邏輯混亂,且行賄事實沒有時間、地點,相關謀利事實認定均為沒有證據支撐;曹哲等5名證人在本案中均為污點證人,與本案偵查機關有刑事訴訟利害關系,而這5名證人都沒有出庭作證,故本案卷宗內的控方證人《詢問筆錄》均屬“傳聞證據”,且該《詢問筆錄》均為偵查機關辦案人員詢問事后“整理而成”,喪失原始性,不具有證人證言的真實性,故依法不應作為認定李潮洋受賄的根據

    本案中,《起訴書》亦確認5家涉案劇組單位支付的是“劇本修改費”,只不過起訴書冠之為“以劇本修改費的名義”。為什么這5家處在天南地北得單位都眾口一辭認為自已支付給李潮洋的是劇本修改費?本案中,涉案劇組相關人員還認為劇本修改費是李潮洋“應得的”,而且他們亦認為李潮洋對涉案電視劇劇本作了許多修改,許多修改意見也被采納了;甚至《亂世佳人》《烽火佳人》的劇名都是李潮洋確定的;李潮洋還是《三國》電視劇第四作者并獲有作者證書;《老男孩》攝制單位的鄒文在“證言”中還明確說自已是第一次拍攝電視劇,希望能得到李潮洋的指點,為此東陽宏岳金驍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在2012年8月還與李潮洋簽訂劇本策劃(編輯)勞務聘任合同,而且雙方既沒有合作拍攝也沒有購買該片……等等,難道這些都不能說明劇本修改是李潮洋的個人勞動付出嗎?難道李潮洋沒有修改劇本嗎?難道修改劇本是李潮洋作為華星傳媒公司總經理的行政職責嗎?本辯護人在這里不禁要問,公訴機關把“劇本修改費”冠之為“以劇本修改費的名義”有什么事實根據?公訴機關這種任意把劇本修改費冠之以“以劇本修改費的名義”是不是在故意“入人罪”?是不是要人為制造冤錯案?

    與此同時,《起訴書》為了給李潮洋定罪,還故意在《起訴書》中不寫明李潮洋收取劇本修改費的時間和地點,并將收錢時間描述為是在安徽廣播電視臺購買相關電視劇并在安徽衛視播出后為表示感謝再給李潮洋送錢,這樣沒有根據的“事實描述”,給人感覺是赤裸裸的權錢交易。本辯護人認為,《起訴書》既然連李潮洋“受賄”的時間和地點都沒有,因此依據《刑事訴訟法》關于“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法律規定,無論被告人怎么供述,該受賄指控也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足以認定構成受賄罪。

    事實上,李潮洋在付出劇本修改勞務后,相關電視劇制作單位按行業規定和習慣主動、即時支付李潮洋劇本修改費,在電視臺回購、播出之前支付稿酬,是整個行業的交易習慣,這也就不難理解本案中地處天南地北的5家單位工作人員均眾口一辭認為自已付給李潮洋的是“劇本修改費”而不是其他。李潮洋收取的稿酬并非如《起訴書》所認定的在安徽電視臺購片、播出之后收取。如果按照《起訴書》的邏輯,就無法解釋《老男孩》《我們的生活比蜜甜》這些安徽衛視既未購買又未播出,甚至雙方沒有形成合作法律關系,但劇組也照樣向李潮洋支付劇本修改費的行為了。況且電視劇《文家的秘密》至今也未如《起訴書》所述那般已經在安徽衛視播出。因此,起訴書認定李潮洋“以劇本修費的名義收受他人賄賂”,不僅事實不清,沒有證據,而且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此外,《起訴書》在5起所謂的受賄指控中,均認定“在李潮洋的幫助下”相關公司與五星公司或華星公司合作拍攝了某某電視劇。本辯護人認為,這種沒有事實根據的指控,是對李潮洋的栽贓陷害,用以證明偵查機關在本案中沒有辦錯案。

    很顯然,李潮洋在本案中給相關六部電視劇制作劇組提供的只是勞務,而不是機會。否則,如果李潮洋能夠決定安徽電視臺是否購片,曹哲就沒有必要再向能決定是否購片的安徽電視臺總編室負責人肖某行賄70萬元以換取安徽電視臺購片。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第5條規定:“堅持證據裁判原則。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證據為根據。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審查、認定證據。認定被告人有罪,應當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第7條規定:“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切實改變“口供至上”的觀念和做法,注重實物證據的審查和運用。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第12條:“證據未經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第13條規定:“依法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其庭前證言真實性無法確認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本案中,控方提供的曹哲、鄒文、楊曉明、楊善樸、瞿凡壹等5名證人都沒有依法出庭作證,因此偵查機關制作的《詢問筆錄》屬于傳聞證據。不僅如此,該5名證人均為污點證人,與本案偵查機關均有刑事訴訟利害關系,且相關《詢問筆錄》均為偵查人員事后整理而成,不具有客觀性和真實性。與此同時,本案相關證人詢問筆錄,明顯與本案其他證據不符。諸如:本案中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李潮洋為其謀取了利益;支付李潮洋稿酬沒有相關財務處理憑證印證;沒有證據印證李潮洋有創作并修改劇本的職責。上述《詢問筆錄》不能作為定案證據,且本次開庭,控方證人都不出庭作證,已經成為公訴機關證據的“致命傷”。

       

    五、本案偵查機非法獲取李潮洋口供的違法事實不容質疑;這些非法取得的供述必須依法排除

    通過觀看2015年8月14日夜審訊被告人過程的同步錄音錄像,本辯護人發現存在以下違法審訊事實(詳見本辯護人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向法庭提交的《同步錄音錄像——訊問李潮洋過程中違法審訊情況匯總》)。

    1、被告人在錄像中多次出現打瞌睡情況,甚至幾次差點栽倒在桌子上,說明疲勞審訊、精神疲憊。

    2、詢問和訊問中大部分時間沒有敲擊鍵盤聲,特別是在重要環節。

    3、被告人多次呈現背誦狀態。

    4、兩次錄像對話與兩份筆錄文字相差太大,重點部分至少相差60%以上,錄像上有利于被告人的話筆錄中基本沒有。

    5、筆錄中許多被告人自述的足以定受賄罪的文字,錄像中并沒有。另外,像筆錄中被告人退錢時給相關人員說“別人查問起來就說是劇本修改費”等等,錄像中也都沒有。說明訊問筆錄中的有罪記載是訊問人無中生有。

    6、錄像中被告人多次說到參與修改劇本的情況,送錢方表示被告人付出了很大心血等等內容,訊問人就立刻打斷,并且筆錄中沒有或者改為“在購劇和投資上提供幫助(例如‘亂世佳人’)。”另外,被告人在錄像中說的“我們不是特殊情況不會向臺里推薦公司參與的劇,因為害怕造成我們與臺購片部兩家的矛盾,讓他們走正常渠道”、“交總編室評估,行就買不行就不買”等等許多話,筆錄中都沒有記載。

    7、錄像中對每一筆對方送錢被告人收錢的原因的訊問,都是訊問方說原因,被告人回答“是”(在極度疲勞的情況下),但是在筆錄中全部變成了被告人自述。

    除上述情況外:

    (一)形成于2015年8月13日8時11分至13日8時55分的《詢問筆錄》的地點為淮南市煤礦賓館,其地點不符合法律規定,且沒有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更為惡劣的是,李潮洋2015年8月13日8時11分至13日8時55分還沒有歸案,何來《詢問筆錄》?是誰偽造的?誰是該筆錄的始作俑者?法庭應當追究偽造該份筆錄者的法律責任。

    (二)形成于2015年8月15日的《交待材料》及《悔過書》的地點為淮南市煤礦賓館,其地點不符合法律規定,且書寫過程沒有錄像。

    (三)在二天二夜不給被告人睡覺的情況下,2015年8月14日晚21時53分至當晚22時21分、當晚23時47分至15日2時25分在夜間突擊對李潮洋進行高強度連續審訊,并在訊問之前和過程中,讓被告人背口供。二天二夜不讓睡覺、背口供、連續審訊、寫交待材料和悔過書,對于年近60歲且患有高血壓病的被告人,屬于身體折磨和疲勞審訊。

    (四)根據2015年8月14日晚21時53分至當晚22時21分、當晚23時47分至15日2時25分這兩次訊問的同步錄音錄像證明,李潮洋許多對自已有利的辯解在《訊問筆錄》中均未記載;相反,許多李潮洋未供述的有罪供述,卻鬼始神差地出現在《訊問筆錄》。很顯然,本案辦案人員在刻意偽造對李潮洋有罪的證據!

    中央政法委《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明確規定“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情況緊急必須現場訊問外,應當在規定的辦案場所進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凍、餓、曬、烤、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排除。除情況緊急必須在現場訊問外,在規定的辦案場所外訊問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對訊問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這,應當排除”。

    本辯護人認為,2015年8月13日,被告人被淮南市檢察院辦案人員帶走至不符合規定的辦案地點——淮南市煤礦賓館,其行為屬于非法關押。期間被告人被要求寫交待材料,連續二天二夜不給睡覺,逼迫被告人供述所謂的“受賄事實”,致使被告人精神崩潰而作出了一些不實的供述。被告人在此期間遭受到肉體及精神折磨,所作的供述均系在被告人精神崩潰后被迫形成,依法不能作為認定被告人犯罪的證據,屬于非法證據。淮南市檢察院辦案人員將事先寫好的涉嫌受賄的供述讓被告人背誦然后進行錄像,所取得的被告人供述及自書材料均為非法證據。

    此外,本案證據中,被告人在2015年8月13日至8月15日期間所作的交代及供述、自書材料不僅是受到刑訊逼供后形成,而且被告人在此期間沒有獲得任何法律幫助和辯護。因此,偵查機關在此期間取得的所有被告人交代和供述均屬于非法取得的證據,依法應予以排除。

    李潮洋首次供述均為受脅迫和威脅所為,不是其真實意思,且與其他證據相矛盾,故訊問筆錄及供述應當依法予以排除。

    本案偵查期間,由于顧慮個人名譽,害怕被逮捕,在受到欺騙、脅迫和威脅的情況下,加之自身對案件性質和結果的錯誤理解,以致被告人按偵查人員的意志形成了不是真實意思的筆錄,并且與本案相關證據產生矛盾。所以,這些證據不僅應依法予以排除,且不能作為定案證據。

    公訴機關沒有提供證據證明偵查機獲得被告人口供及自書材料合法,且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故本案應當對偵查機關取得的上述非法證據應當應當予以排除。

    被告人在2015年8月13日至8月15日期間形成的交代及供述、自書材料,包括書寫、按手印等行為,偵查機關并沒有提供完整的全部同步錄音錄像以證明其取得被告人的供述合法,不能排除有非法取得供述材料的可能,依法應予以排除。因此,被告人在此期間遭受到了刑訊逼供造成疼痛和精神痛苦,所作的交代和供述材料其書寫、按手印的過程并沒有進行同步錄音錄像,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的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故對于被告人在此期間形成的交待材料,應當依法予以排除。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 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據此,偵查機關在此期間通過非法方法獲取的言辭證據必須依法排除。

     

    六、謝家集區人民檢察院對本案沒有管轄權,謝檢刑訴[2016] 310號《起訴書》沒有法律依據,故不具有提起公訴的法律效力

    本案系2015年7月28日由安徽省檢察院指定淮南市檢察院管轄,2015年8月14日淮南市檢察院立案。根據淮南市檢察院2016年7月6日提交給本辯護人的《案件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告知書》,以及2016年7月11日淮南市檢察院提交給本辯護人的《聽取辯護人意見書》可以得知,本不僅是由淮南市檢察院偵查終結,而且淮南市檢察院已經審查起訴。但本案莫明其妙地被淮南市檢察院移交給對本案沒有管轄權的謝家集區檢察院審查起訴,淮南市檢察院將本應由自已審查起訴的案件下放給沒有管轄權的下級檢察院審查起訴,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或司法解釋依據。所以,由于謝家集區檢察院對本案沒有管轄權,因此其就李潮洋涉嫌受賄案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的行為不具有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明確規定“不得通過降低案件管轄級別規避上級人民法院的監督”。很明顯,淮南市檢察院將自已審查起訴的案件隨意下放至下級檢察院審查起訴,是為了讓自身在偵查案件過程中的違法行為不僅是為了逃避檢察監督,而且也變相錄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讓這件罪與非罪爭議非常大的案件最終能夠在其同級人民法院進行終審,逃避了上級法院的監督!

    針對謝家集區檢察院對本案沒有管轄權,本辯護人于2017年5月26日向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提交了一份《關于將李潮洋涉嫌受賄案指定給沒有管轄權的淮南市謝家集區人民檢察院管轄沒有法律依據情況反映》。在上述情況反映中,我們認為,根據《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等,淮南市檢察院將本應由自已審查起訴的案件下放給沒有管轄權的下級檢察院審查起訴,其做法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或司法解釋依據。與此同時,貴院于2016年9月13日以皖檢訴一批轄批[2016] 51號《關于李潮洋受賄案指定管轄的批復》中“經研究并商請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同意”“決定將該案交由淮南市謝家集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同樣沒有任何法律依據。雖然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根據貴院的商請以(2016)皖刑轄47號《指定管轄決定書》作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指定淮南市謝家集區法院依照刑事第一審程序進行審判,但該決定書并沒有說明根據何種事實作出,以至于該決定有“通過降低案件管轄級別規避上級人民法院的監督”之嫌。

    負責承辦的經辦人員在看過我們的情況反映后,表示向領導匯報后會答復本辯護人,但至今不知還沒有答復。不知是不是不好答復?還是難以答復?

     

    七、本案卷宗材料對被告人不構成犯罪而有利的證據材料全部不知去向

    本案在淮南市檢察院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本辯護人不僅向偵查機關、審查起訴機關提交了委托辯護手續,還分別向上述機關提交了大量證明被告人李潮洋無罪的證據及《關于對涉嫌受賄案李潮洋不起訴的法律意見書》等案件材料。但本辯護人通過閱卷發現,本辯護人提交的材料均未隨案件移送至人民法院,似乎被告人根本就沒有委托律師!

    本案中,本辯護人在偵查及審查起訴階段均提交了被告人不構成受賄的法律意見書及大量證據材料,但這些證據材料均沒有入卷。很顯然,本案的偵查機關、公訴機關不僅對于被告人的辯護權沒有依法進行保障,反而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喪失了客觀公正法律義務!

     

        八、本案具有的典型意義

    安徽廣播電視臺作為電視劇生產和播出的省級電視臺,隨著李潮洋被錯誤立案偵查及錯誤起訴,導致相關電視劇制作生產活動全面停止。不僅如此,在2015年即已完成融資拍攝的電視劇——包括《人民的名義》、《人民至上》等眾多優秀電視劇在內的合作業務也都戛然而止。

    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李潮洋作為電視劇制片人,在全國影視劇制作行業具有重要地位,他依據中國廣播電視管理部門規定收取劇本修改費,也是是整個影視劇行業運作的縮影。本案最終判決結果,勢必會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對國內電視劇生產制作也會產生重大影響并起到風向標的作用。與此同時,本案也將考驗人民法院是否能依法進行非法證據排除,能否貫徹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原則的法治水平!

     

    綜上所述,本辯護人認為,李潮洋本案收取的是依據中國廣播電視學會電視制片委員會規定的劇本修改勞務費而不是賄賂,且李潮洋在主觀上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故意,亦沒有客觀行為,也未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本案現有證據亦不能夠證明其構成受賄,也不能夠排除合理懷疑。本辯護人建議人民法院宣告李潮洋無罪!

     

    以上辯護意見敬請合議庭采納。謝謝!

                               

                       

    辯護人:安徽王良其律師事務所

    王良其、羅亞民 律師

    2017年6 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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