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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論共享型企業的洗錢風險防范

    發布日期:2018/11/30 14:58:24
    論共享型企業的洗錢風險防范 王林[[[]王林(1991— ),男,安徽合肥,安徽王良其律師事務所。聯系方式:18715017962.郵箱:[email protected]]] 【摘要】共享型企業主要以互聯網為媒介、以共享平臺為數據源、加之云計算為經營方式。該類型企業在發展中以“共享”為名,行“盈利”之實,甚至有著類似金融機構的融資功能。面對共享型企業“金融資本化”趨勢,洗錢風險也隨之而來,特別是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流動,也加大了該風險的發生可能性。而作為全球共享型企業數量最多的國家,我國必須通過與國際反洗錢組織的密切聯系和合作,完善內部反洗錢監管體制,激勵資本持有者履行反洗錢義務,特別是督促持有巨額資金池的企業履行其社會責任,在借助于互聯網的互聯互通、信息共享的優勢下,共同防范共享型企業的洗錢風險。 【關鍵詞】共享型企業;洗錢;防范 On the Risk Preven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in Sharing Enterprises Shi Xiaofei ;Wang Lin 【Abstract】The sharing economic enterprise consists of Internet,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ype of enterprise, "sharing" is the name of "profit", and even has the financing func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Faced with the trend of "financial capitalization" of shared enterprises, the risk of money laundering comes along, especially the flow of capital around the world, which also increas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isk.As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sharing enterprises, our country must needs to keep in touch with and cooperat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nti money laundering organizations, improve the internal anti money laundering supervision system, incentive capital holders of anti money laundering obligations, especially to hold huge pool of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with the help of Internet interconnec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sharing together prevent enterprise risk of money laundering. 【Key words】Sharing enterprises;Money laundering;Prevention 據相關數據反映,我國目前每年新創建的公司之中,具有平臺經營性質的公司就占有三分之二。平臺類公司近幾年的發展速度已超過其他行業。經濟學家將其稱之為“共享經濟”,這個時代,也稱之為“共享經濟時代”,以大眾參與、互聯網媒介、大數據信息、云計算為經濟發展要素,整合社會資源為手段,發揮資源價值最大化效用為目的。但是,我國共享經濟發展至今,其已經偏離了“共享”的本質,背離了“物盡其用”的宗旨,演變成一種以實物使用為介質的,具有融資性質的產品金融模式,這其實是一種“偽共享”。“偽共享”的單車租賃經濟,之所以在我國能大張旗鼓的發展起來,其背后的原因有著資本的推動,相關企業為了爭奪市場份額的結果。而我國的監管制度不足和行業門檻過低也為其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從目前單車的市場運營來看,單車的營運模式是采取固定押金和路程使用費的模式,以ofo為例,其收費是199元的單車押金,加上每公里1元。從1元租金來看,單車的盈利實在太低,相較于其每輛單車上千元的建造成本、相應的維護成本以及人員工資。那么這么“賠本”的買賣,普通人都會算的賬,這些商業精英、商業大亨們為什么還不斷的瘋狂往里投錢?很顯然,如果單車的盈利模式僅靠租金收入是支撐不下去的,這種投資注定是失敗的。所以,很多人對單車的盈利模式起了質疑:難道是靠押金所形成的資金池進行金融流轉受益,或者這只是用來“洗錢”的介質?究竟以何種方式盈利,不便去無根據的揣測,但是筆者認為,國外基金的大力投入,并不是無償的、盲目的,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防止由于監管制度上的疏漏縱容違法犯罪活動,而洗錢行為就是偽共享經濟下風險之一。 一.洗錢行為與共享型企業 (一)“洗錢行為”概述 1.“洗錢行為”的界定 追溯“洗錢”一詞,20世紀初,美國一黑幫為了讓非法所得的利益合法化,逃避監管部門的監管,則在居民社區開設洗衣店,每次洗衣機的使用,都需居民投放少量的硬幣,后,洗衣店的收入被虛假擴大,混同非法所獲的利益,從而使得黑幫的非法所得以營業收入的形式“合法化”,后將該行為稱之為“洗錢”。 從國家金融秩序來說,大量“黑”資本經過合法的金融網絡可以進行清洗,一夜之間變為“合法收入”,這不僅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也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參見張寶:《全球化背景下洗錢罪爭議問題探析》,載《河北法學》2017年第4期。]]。據我國刑法所言,洗錢犯罪是指將七種犯罪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通過各種手段加以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使其合法化的行為。這七種犯罪為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詐騙犯罪。 而從金融角度來說,洗錢行為是指犯罪分子及其同伙利用金融系統將資金從一個賬戶向另一個賬戶作支付或轉移,以掩蓋款項的真實來源和受益所有權關系或者利用金融系統提供的資金保管服務存放款項。由于我國對洗錢犯罪的定義僅限于七種上游犯罪,所以普通的洗錢行為僅限于行政處罰等,不同于國際社會將洗錢行為定義為嚴重的犯罪活動。 2.“洗錢行為”的特征 洗錢行為是一種背離市場金融管理的違法行為,為了躲開稅務機關、監管機關的視線,所采取的轉化資本行為。其特點有三:隱蔽性;效率性;便捷性。 洗錢的方式多種多樣,難以羅列齊整,但對于擁有這些“黑錢”的所有人來說,通過“洗”的手段無非是最方便的一次性大額轉化。 3.“洗錢行為”的實現途徑 隨著網絡的快速發展,“互聯網+”的市場經濟無疑為洗錢行為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也為監管部門帶來許多難題。從傳統洗錢行為的行為方式來看,其主要分為三個步驟:非法利益脫離非法行為,簡稱“存放/儲存(Replacement)”;尋找介質,將非法利益投放或轉化,簡稱“掩藏(Layering)”;將投放、轉化后的利益收回自身賬戶,簡稱“整合(Integration)”。 上述三個過程互相重疊,交叉使用,一般監管部門是很難發現的。在實踐中,洗錢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票據、期貨轉化洗錢,賭場間接洗錢,收藏品拍賣洗錢,關聯交易洗錢,保險產品洗錢,基金會慈善洗錢,外幣活存洗錢,資金跨國調度洗錢等等。 正如有些稅務專家所言,當行業擁有充裕的現金流,每筆入賬的規模不一,且任由賬戶所有人支配,通過任意交易,貌似正常經營活動,實則是洗錢行為,特別是服務型行業。由于目前各國金融機構規定對單筆轉賬交易達到一定數額需要上報,所以,為了逃避監管,洗錢的方式開始由集中轉為分散,化整為零,通過以他人名義的賬戶分批分量的轉化,從而達到逃避監管的目的。 (二)“共享型企業”概述 以ofo、mobike、hellobike為代表的共享單車公司為例,共享型企業在運用過程中常伴有以下的特點: 首先,共享型企業都有著“押金”融資的表象。據調查,交通類的共享服務平臺,一般會收取押金作為使用的擔保,而此押金收取的數額遠超出租金使用費,以mobike為例,其押金為299元,以1000萬的用戶數量為例,這無疑是從1000萬人手中吸收了將近30億元的押金,這么龐大的押金數額,堪比一小型信用社存款量。這種收取押金的行為,毫無疑問,有著融資的表象,雖然單車押金支持隨時可退,但是該行為對于一家注冊資本才500萬元的非金融機構而言,是值得深憂的。 然后借助融資,共享平臺會形成押金“資金池”的客觀結果。正如前述,共享經濟平臺以“押金”形式收取的資金會形成數額龐大的資金池,該資金池之中的金額脫離所有人,由共享型企業占有使用。面對巨大資金池,無疑使企業具有堪比金融機構的資金周轉能力,進行再投資或者其他商業行為。但是,市場的不穩定性、偶然性,也會使資金池時刻處于風險之中,用戶的押金屆時能否全部如數退還,也是值得擔心的。共享平臺存在數以萬計的參與賬戶。共享型企業以共享物為介質,出于對該介質的使用,共享平臺會吸引數以萬計的人進行注冊,從而共享平臺上存在著龐大規模的賬戶使用群。而在金融機構的監管中,對于共享企業出于管理成本而統一賬戶的做法也未表示反對。從而,大量的參與賬戶,身份信息的識別,是否真實可靠,同樣事關金融資本流轉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存在著極大風險。 最終共享平臺的收益會進入私企的賬戶。當企業擁有巨大的現金流時,其再投資或其他商業行為的盈利或虧損都會進入企業本身的賬戶,這其中的監管部門與企業損益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會造成一定的財務監管疏漏,產生監管空白。況且,銀行等金融機構,面對如此重要的企業儲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會產生疏于管理的情況,如交易事項存在可疑也很少報告。所以,當收益混同,監管機構無法及時掌握企業經營的詳細財務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給違法行為留下了可乘之機。共享型企業運營離不開投資者投資。從目前的大型的共享型企業來看,其投資者包括海內外基金組織、風險投資公司以及其他商業公司等等。以ofo為例,2018年1月,一位ofo內部人士透露,ofo公司賬戶上的流轉資金較少,除去人力成本等,僅能支撐一個月。[[[]參見鳳凰網財經《“重磅!ofo被曝賬戶現金僅能支撐一個月》,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112/15924417_0.shtml,2018年3月20日訪問。]]這期間,吸引了許多國內外資本的加入,特別是實力雄厚的美元基金。正是由于資本投資的多渠道性,“來者不拒”,難以避免在投資和分紅這一進一出之中,產生洗錢行為的風險。資本的流轉快速與監管行為的滯后形成了巨大的“空白”,也使犯罪活動有機可乘。這也是可能的風險。 而就目前而言,我國的共享型企業缺少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由于共享平臺隸屬于普通企業的經營范圍之下,雖然有著吸入大量資金的表象,但是究其本質,并不是金融機構,即便擁有大額的資金,也不會受到來自金融監管部門的約束,從而在資金池方面的管理更多遵循市場經濟需求,較之于金融機構的層層監管而言,共享平臺的自由度較高,靈活性也強。這無疑也是共享經濟下,共享平臺的又一經濟風險體現。 二.共享型企業現狀及洗錢風險分析 共享經濟是新時代為了能高效利用物的剩余價值,充分發揮的物的使用價值,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預示著從前以“擁有”“產權”等核心觀念的經濟發展模式正在向“使用”、“信任”、“合作”的模式轉變。這種以共享平臺為基礎,以政府、企業、個人等主體共同參與,以分享過剩資源為宗旨的經濟發展模式就是共享經濟,也稱之為“分享經濟”。但是,不得不承認,“金融資本共享”無非對目前金融資本結構和監管體制造成一定沖擊,其中最大的風險,也是最難界定的就是洗錢行為。 (一)共享型企業現狀 目前的“單車大戰”就是典型代表,共享單車公司在多個城市投入市場價值在500元-3000元不等的共享單車,以押金擔保的形式,供于學生、上班族日常生活學習所用。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100EC.)監測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末,共享單車用戶規模達到1886.4萬人,預計2017年用戶達到4965萬人。[[[]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編:《2016年度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年5月8日,第19頁。]]每日共享單車的數量還在不斷的投入市場,這種創造新產品投入市場租賃使用,其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享經濟”。傳統意義上的“共享經濟”是為了將社會閑置的資源重新搭以平臺發揮其資源價值。該模式主要有三個特征:第一,供需均是陌生的個體或企業;第二,是以一種互相拆借的模式;第三,就是獲取一定的報酬。但共享單車投入模式,雖然有著平臺交易,但其并不是用戶與用戶之間閑置資源的共享,其經濟本質是一種租賃交易,供者乃企業,需者乃消費者。據最新消息[[[]參見新浪網《ofo又拿了7億美元,同樣握額融資的公司們都做了什么》,http://tech.sina.com.cn/roll/2017-07-09/doc-ifyhweua4489617.shtml,2017年8月22日訪問。]],7月初,ofo宣布完成超過7億美元E輪融資,由阿里巴巴、弘毅投資和中信產業基金聯合領投,滴滴出行和DST持續跟投其最終還是以盈利為目的,雖然現在盈利模式未可知,就像mobike CEO王曉峰所回答的那樣,目前膜拜的盈利模式尚未找到,需要長遠考慮,在此背景下,共享企業的資金代持能力有必要予以重新評估,并加大管控。 1.立法現狀 我國目前在反洗錢方面的立法較為分散,其中主要的法律規定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反洗錢法》《銀行卡組織和資金清算中心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指引》《非金融機構服務管理辦法》《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管理辦法》《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金融機構客戶身份識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支付機構預付卡業務管理辦法》《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等。而對于共享型企業的立法則非常之少,以共享單車為例,2017年8月2日,才由交通運輸部等10部門聯合出臺《關于鼓勵和規范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發展的指導意見》。其中并未涉及資金池的管理以及風險預防。 首先,由于反洗錢涉及部門眾多,包括“三會一行”,整體來說,我國的反洗錢立法目前還是存在體系化不足的弊端,難以形成有效的反洗錢體系,多部門也難以在反洗錢問題上“勁往一處使”。其次,多數規則雖然涉及到反洗錢的防范,但是對于共享型企業等非金融的反洗錢未提出較為詳細的規則,缺乏前瞻性。 2.管理現狀 (1)監管缺位。首先,由于我國目前對公司注冊取消實繳資本要求,共享型企業的市場準入門檻并不高,且國家對于互聯網企業的扶持力度加大,進一步促使了該類型企業的快速崛起。其次,共享平臺型企業的金融監管細則缺乏。目前我國的反洗錢行為僅針對金融機構以及部分特定的具有支付性質的非金融機構,而對于共享平臺型企業卻并未納入監管行列。其次,就是共享平臺型企業對于資本的流入流出缺乏嚴格監管,沒有反洗錢的義務,不具有金融機構的反洗錢敏感度和措施。再次就是對每一個賬戶的信息真實性缺乏驗證,未盡到嚴格的審查義務,為監管部門反洗錢調查增加難度。[[[]參見戴澤昶,黃文其,馬云寧,張銳林:《互聯網第三方支付平臺反洗錢監管研究》,載《經濟師》2017年第1期。]]最后,關于共享企業所擁有的資金池管理問題。資金池雖是專款專用,與企業財務賬戶分離,但資金池的使用權仍歸屬于共享企業,難以保證資金池的安全性。 (2)互聯網弊端。目前大多數共享型企業都依賴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這三者而生存,而互聯網的弊端也是管理不足的表現。互聯網有其不穩定性、易攻擊性、不真實性的缺點,也有著便捷性、高效性的優點,在時刻都有著病毒植入、網絡指令泄露等風險的同時,也會為洗錢行為提供更安全、快捷的途徑。而洗錢行為一旦借助此媒介進行,毫無疑問,這將是巨大的災難。[[[]參見李濤,張偉:《第三方支付平臺隱含的洗錢風險及防控對策》,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首先,共享平臺的網絡安全性事關經濟安全,一旦遭受攻擊,巨額的資金池也會為人所用,產生洗錢的風險。其次,共享平臺的網絡互聯,會直接互聯賬戶之間,跳過銀行等金融機構,從而達到平臺直接付款的目的,如此而來,銀行的監管權直接被平臺所直接取代。最后,就是互聯網的不真實性。由于共享型平臺存在大量的賬戶,如果某一賬戶乃虛假注冊,那么洗錢行為完全可以在虛假賬戶之間進行。 (3)制度缺陷。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制度是我國反洗錢重要措施之一,但是該制度在運行上存在重大問題:該制度與金融機構本身的利益相沖突。作為金融機構,其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監管部門要求的報告制度又要求其履行反洗錢的義務。作為銀行等金融機構最大客戶之一,共享型企業的巨大收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銀行盈利,而其大額交易,看似正常,銀行也不會多加干預,這無疑是將金融機構置于兩難境地,忽視了金融機構的報告主觀能動性。 (二)共享型企業存在的洗錢風險 正是由于共享型企業的運營模式在監管以及自我約束層面存在極大的缺陷,也間接導致其有著以下的洗錢風險: 首先,共享型企業融資過程的外資進駐。目前我國的共享型企業一直出于融資擴張,開拓市場階段,大量資本的涌入到一家公司賬戶之中,存在著投資洗錢的風險,特別是海外資本的進駐,其資本的合法性調查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共享型企業發展如此迅猛,雖然盈利不高,但其市場估值已經遠高于市值,而如果其在我國上市,那么一手由海外資本“創造”的“獨角獸”,將最終拋給中國的股民。當海外資本順利脫離我國市場,那么一旦共享型企業經營不善,后續資本跟不上,股價大跌,最終受苦的是中國股民、中國經濟。姑且不論海外資本的操作手段之卑劣,單就股權轉換一項,將大量的“黑錢”轉為股權資本套現,這無疑又是另一種洗錢風險的體現。 其次,共享型企業擁有著巨額的資金池,該資金池如果缺少嚴格的監控,那么這也會成為“黑錢”的“洗浴中心”,經過轉化,可以以“億”為單位進行洗錢。共享型企業一旦盈利分紅,雖然客觀層面,短期內無法盈利,但如果財務信息顯示盈利甚多,那么該分紅,是否是真實的盈利?姑且不論財務信息的真實性,光損益這一項就可以成為“黑錢”的藏身之地。 然后,共享型企業的盈利模式已經發展到可以打廣告、綁App戰略合作、數據信息有償使用等等。那么如此之多的商業合作,如此之多的資金流轉,無疑是洗錢行為的另一可能性。共享平臺的賬戶數量之多,究竟有多少賬戶是真實的,多少賬戶是假冒的,假冒的賬戶中,資金的來回流轉,極有可能成為洗錢方式之一。 正是由于共享型企業有著非金融機構之表象,卻可行金融機構權能之實,所以,筆者認為,這也許正是商業大亨們對此行業“興致勃勃”的原因之一吧。姑且不論資金池內的資金如何投資收益,單就該資金池內大額資本的存款利息就足以令人吃驚。可見,共享平臺雖然從事共享經濟的運營,但共享平臺本身就是一個小銀行,每時每刻都有資本流進流出,隨著共享物等介質的投放數量進一步擴大,注冊用戶與日俱增,資金流也會隨之增加,這種類似銀行“可存可取”的共享平臺,穿著民企的外衣,已然成為變相的金融公司。而洗錢行為較多發于金融機構,由此,共享平臺也是日后“反洗錢”監管上需要重點監控的方面。 三.共享型企業的反洗錢措施完善 (一)新形勢下反洗錢的要求 共享型平臺借助于互聯網快速發展,而我國的法律一般滯后于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共享經濟的蓬勃發展,互聯網技術的日新月異,應用于傳統行業的反洗錢措施似乎在面對新的洗錢方式上多少顯得“力不從心”。 所以,新時代新要求,未來的反洗錢措施必須抓住以下幾點:第一,時刻保持與國際反洗錢組織的溝通和交流,如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埃格蒙特集團(Egmont Group)、亞太反洗錢集團(APG)等等。第二,對于共享型企業財務信息要加強監管。第三,對外資進入中國市場要加強監督和把控。[[[]參見王延偉,侯建強,高增安:《國際新興洗錢危險與我國反洗錢監管應對研究》,載《金融與經濟》2017年第6期。]]第四,對于類似于資金池的資本聚集行為要多加留意。第五,適度干預金融資本的非市場性競爭和惡意壟斷。第六,加強互聯網安全建設,特別是與金融資本密切相關的互聯網金融體系安全。第七,加強立法建設。第八,對購匯行為以及資本的流出監管需要進行進一步加強。 (二)完善路徑 基于以上要求,筆者認為,我國新形勢下,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對共享型企業反洗錢措施進行完善: 1.立法層面 第一,面對我國反洗錢立法的分散性,有必要構建以《反洗錢法》為核心的反洗錢法律體系,將反洗錢工作深入到各行各業,不留法外之地。第二,關于互聯網金融立法的偏向要著重于資本的持有、流轉和流出規制。面對新形勢下的互聯網資本,反洗錢工作的難度越來越大,有必要就反洗錢客體標準重新界定,以資本的大量持有為限為主,以企業的經營性質為輔,從而完善對資本市場的監管,減輕反洗錢工作的負擔。第三,立法要強調持有大量資本的企業,如資金池的持有,需要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明確其反洗錢的義務,主動披露企業的財務信息以及資金使用狀況,維護社會經濟的穩定。第四,要明確反洗錢的重要性,強調企業及相關單位在反洗錢問題上的義務主體和法律責任。 2.監管層面 國家可以構建互聯網反洗錢監測系統:交易大數據監測系統。利用互聯網的優勢,監測可疑、大額的交易,對于通過共享平臺流進流出的每一筆資金都做到實時監控。其次,可以提高共享型企業持有巨額資本的市場準入門檻,防止資金池的濫用,保障資金的安全性。然后,加強共享型企業行為主體的身份識別。盡快實現“實名制”注冊,加強信息共享和多部門協同合作,以大數據為背景,發揮互聯網的優勢,對行為主體的身份信息進行綜合分析,包括其背景、交易目的等等。除此之外,還可以嚴格監控銀行等金融機構資金周轉的流向和數量,特別是資本流出。在資本流轉中建立編碼體制,與其追蹤資本流向,不如從根源上予以重視。 當然,完善大額、可疑交易報告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該制度在我國存在金融機構追求利潤最大化與承擔報告責任的矛盾。如果適當以激勵機制完善該制度,建立反洗錢信息的對稱機制,在各部門間早日形成信息的互聯互通,實現金融機構與監管機構的實質性合作。加強共享型企業的內部管理,包括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能力,道德教育。 最后,建立企業資金池定期信息披露制度,特別是資金池的管理信息。[[[]參見劉新華,孫歡歡:《“資金池”模式理財產品的風險透析及防范——與美國次級貸款證券化的比較》,載《西南金融》2015年第6期。]]在該層面上,資金池的所有人畢竟不是企業本身,還是屬于廣大使用者的,所以信息披露是應有之義。與國家反洗錢組織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必要時,可以信息互享。 綜上所述,經濟發展離不開法律的保駕護航,共享型企業的監管措施不到位,容易滋生違法犯罪行為,而“防患于未然”則是法律的應有之義。目前的單車問題不論在行政層面還是司法層面,都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名為“共享”,實為“租賃”的“偽共享”商業模式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還是金融寡頭的資本游戲,又或者是出于其他目的,都有待于時間的檢驗。洗錢風險只是目前經濟快速發展眾多風險之一,共享型企業的健康發展,公民的財產不受惡意侵占,國家經濟秩序免遭破壞,都依賴于完善的立法以及嚴格的監管。總之,即便國家鼓勵創新,鼓勵創業,但資本市場不是法外之地,金融寡頭也無“免死金牌”,唯一需要資本玩家恪守的底線就是法律,必須要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事,不可逾越法律紅線。 參考文獻 [1]蔣蔚.洗錢罪若干爭議問題探究(J).人民司法,2013(19). [2]張寶.全球化背景下洗錢罪爭議問題探析(J).河北法學,2017(4). [3]戴澤昶,黃文其,馬云寧,張銳林.互聯網第三方支付平臺反洗錢監管研究(J).經濟師,2017(1). [4]李濤,張偉.第三方支付平臺隱含的洗錢風險及防控對策(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 [5]王延偉,侯建強,高增安.國際新興洗錢危險與我國反洗錢監管應對研究(J).金融與經濟,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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